明星丨伊桑·霍克的人生下半場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張宇欣 日期: 2020-05-07

“一旦你嘗過這種狂喜的滋味,你就再也不會將自己賣給劣質之物,再也不會傾心于所謂的成功,你懂得了這才是生活的精髓所在。你得到了試金石,你可以用它來評判任何其他事物”

本刊記者? 張宇欣? 發自北京? 編輯?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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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客

去年11月的最后一天,美國演員伊桑·霍克來到三亞。他走上鋪在海邊的海南島國際電影節紅毯——身形把淺藍色西服撐得略微鼓脹,然后禮貌地停留在紅毯中央的主持區候場。這兒站著兩位主持人,正采訪一個走在霍克前面的劇組,劇組人多,時間拖得有些久。

劇組挪步了。接著觀眾區爆發出一陣尖叫,霍克也扭頭向后看了一眼,是演員楊冪踏上了紅毯。“楊冪請留步!”主持人同時抬手示意霍克,他可以走了。霍克微笑著點點頭,向觀眾區揮揮手,邁步向前。

兩天后的下午,霍克走進三亞紅樹林電影世界的一個會議廳。樓下有大幅海報,霍克的臉和導演法哈蒂、黑澤清等人印在一塊兒。他們都受邀來電影節開大師班。霍克穿著隨意的中袖花襯衫穿過人群走上臺,像他在很多部電影里一樣,棕黃色的卷發搭在腦后,沒有刻意打理的痕跡。他的氣質如同一個冬季到海島度假的外國旅客。

去年威尼斯電影節上,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近作《真相》首映。霍克在其中扮演一位不知名的演員漢克,和妻女到法國探望岳母——殿堂級明星法比安(由法國殿堂級明星凱瑟琳·德納芙飾演)。朱麗葉·比諾什扮演漢克的妻子盧米爾——一位成功的好萊塢編劇。在一家子名人面前,漢克就像一個普通的、怡然自樂的紐約客。是枝裕和和德納芙都說,他們讀劇本看到漢克,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霍克。

霍克在紐約生活了快30年。他19歲以電影《死亡詩社》(1989)成名后,很快從卡內基梅隆大學退學,移居紐約,把幾部戲的片酬全投進了他創立的Malaparte劇團。“在這里辦劇團——在城市里四處奔波籌錢、讀劇本、發傳單、吃宵夜聊天——讓我的心變得更大、跳動更快。”霍克說。他喜愛的田納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尤金·奧尼爾共同建構了紐約的藝術氣息,在“外外百老匯”奮斗的他也成了城市藝術史上活躍的一個分子。(外外百老匯常上演形式豐富的實驗戲劇,座位一般少于一百個,如果劇目票房好就會移到在紐約百老匯大街41街和56街上的外百老匯,極受大眾歡迎的劇目會在44街至53街之間的內百老匯劇院上演。編者注。)

在紐約,他能夠在喧嘩的雜音中保持隱匿的狀態。“我們坐地鐵時會遇到律師、互毆的流浪漢、回家路上睡著的護士、罵學生的老師。一想到洛杉磯,我就會看到自己一個人坐著租來的車,我看到的是自己一個人的身影。”他去年在《綜藝》雜志上撰文道。

排某部戲時,朋友給霍克推薦了50歲的演員奧斯汀·彭德爾頓——這位1940年出生的演員見識過美國電影真正輝煌的時代,曾與奧遜·威爾斯合作,被譽為“流淌在紐約戲劇界血脈中的魔法精靈”。彭德爾頓對霍克傾囊相授,讓他意識到了藝術的價值在于創造而非外在聲名,“無論是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還是只有90個座位的屋子(表演),都不重要。”令霍克羞愧的是,排完戲,他繼續拍電影、拿10萬美元的報酬,而彭德爾頓回到地下室小劇場排《理查三世》。此后這些年,他始終為自己過上的好日子懺悔。

阿爾·帕西諾說過,一個人無論何時成名,都會永久地被凍結在這一時刻,霍克一直忘不了這話。“名氣是一種甲醛。他們會陷入其中,死在那里。”霍克說,“被金錢澆灌,被贊美澆灌,然后到了遇到普通溫度會感覺冰冷的地步。”年少成名的他一直努力擺脫甲醛的氣味。那些在紐約偶遇過伊桑·霍克的人形容,“無論在什么情況下,他都會略顯邋遢,衣衫不整。”

“他不像其他帥氣的演員那樣虛榮和有防備心。”一篇《名利場》的報道中寫道,霍克見記者時,還戴著一頂卡車司機帽,似乎沒洗頭。另一個采訪里,霍克甚至說,如果他不用為了錢接一些戲,他會成為一個更好的藝術家。

霍克討厭市面上大多數為成功者書寫的傳記片,因為它們透露了某種潛臺詞:這個人最終成名了,故而他的故事有價值。籌備第三部導演作品時,他想,他一定要拍一部主人公從未成名的傳記片。

于是觀眾通過《留住心醉一首歌》(2018)認識了布雷茲·弗利。片頭,宣傳新專輯的歌手、弗利的朋友Townes Van Zandt在電臺接受采訪。霍克飾演的DJ表示,自己很喜歡最后一首歌《Blaze's Blues》,不過,“誰是布雷茲·弗利?”

寂寂無名的歌手布雷茲·弗利于80年代末死于德州奧斯汀,霍克的家鄉,他因為去教訓一個想偷爸爸殘疾人福利金的小混蛋,被一槍打中了肚子。電影劇本是霍克和弗利的愛人西比爾·羅森一起寫的,在三個時空——Townes Van Zandt與DJ的追憶、布雷茲與西比爾的愛情故事、布雷茲與愛人分開后孤獨的日子——中跳躍交織。

為了純粹的音樂,布雷茲放棄了和西比爾的愛情,拒絕了投資人提供的成名捷徑。“布雷茲明白一無所有的重要性,‘零’這個數值的重要性。”Townes Van Zandt說。對坐的霍克或許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因為Townes Van Zandt笑著搖搖頭:“沒聽懂是吧?但是他懂。其他人都不懂。”Townes Van Zandt這么形容弗利的創作天分:“他就像個和尚一樣念經,一遍又一遍,他一直盯著墻。但突然之間,靈感就炸裂了。就像房間充滿了耀眼的白光,就像是……某個還沒誕生的事物自己出現在了本子上。他走向門,打開它,外面的光更耀眼,然后耶穌走了進來。”

弗利下葬時,全部身家只有一個里根的面具和幾張照片。Townes Van Zandt挖出朋友的墓,敲開棺材,從尸體的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張當票,贖回了朋友的吉他。弗利沒有錢,愛喝酒,當吉他的次數比彈吉他的次數都多。著名影評人羅杰·艾伯特評價,《留住心醉一首歌》是《醉鄉民謠》之后最好的音樂傳記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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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世代”

在海南的大師班現場,主持人首先問起伊桑·霍克如何開啟從影之路。霍克回答,《死亡詩社》的導演彼得·韋爾是他的重要引路人,因為韋爾能拍出有很高藝術價值的作品,并與觀眾進行深度對話。但主持人并沒有就此追問,而是轉向了大家更感興趣的話題:你第一次見到理查德·林克萊特是什么時候?

90%的觀眾對伊桑·霍克的印象恐怕都來自“愛在三部曲”和同樣出自導演林克萊特之手的《少年時代》。在跨度超過18年的歲月里,觀眾看著杰西和賽琳在維也納相遇,在巴黎重逢、在伯羅奔尼撒經歷婚姻之癢。杰西讓霍克成了那類獨立于好萊塢名利場的文藝片演員,收獲很多影迷,不過出人意料的是,這個角色沒有為他帶來哪怕一個表演獎的提名。

“即便你花了再多努力,并不意味著那個結果會如你所期。”這是霍克13歲就懂得的道理。那時他在家鄉的一個劇院打工,看著老資歷的演員們穿著完美的戲服登臺排練,下臺聊信仰與藝術,發現那就是他夢想中的工作。所有人付出全力,結果那部戲并沒有大獲成功。“它教了我很重要的一課。”霍克對著臺下大師班的聽眾說。

伊桑·霍克(右)與導演理查德·林克萊特

1994年,尚未成名的林克萊特到劇院看了霍克的演出,散場后倆人聊到夜里。那時《四個畢業生》剛上映,霍克演的特洛伊性格桀驁,鄙視金錢,不停地丟工作,睡朋友家沙發,只想玩樂隊。霍克告訴林克萊特,他不想拍拒絕思考的好萊塢電影——“演員會告訴你什么時候該哭,音樂會告訴你什么時候該害怕,攝影會告訴你什么時候該興奮。”他向往的是伯格曼的《冬日之光》《芬妮與亞歷山大》那樣“在邀請你和你的創造力加入電影,也在要求你”的電影。林克萊特則回憶,霍克“那時候已經得到了好萊塢很高的報價,但在這里他卻愿意和一個獨立電影人談去維也納拍一部超低預算的電影,而且很可能不會成功”。

《愛在黎明破曉前》(1995)這個一夜繾綣的故事讓霍克從毛頭小子成了全世界的情人。可以說,二十多歲的霍克演得得心應手的始終是那一類角色:信奉自由主義的X世代,頂著從不整齊的頭發,有咄咄逼人的自我和溫柔與憂郁混雜的嗓音。不過演完杰西后的幾年里,霍克聽到“X世代”就感到緊張不安,怕這變成自己的標簽。這擔憂并非毫無道理:他的朋友們都去試鏡《拯救大兵瑞恩》(1998),他甚至連試鏡機會都沒有,導演斯皮爾伯格挺欣賞他,但回絕了他,其他劇組也是——“大家都認識我,不想要我。”那時他快30歲,面臨轉型困境。初出茅廬的本·阿弗萊克和馬特·達蒙憑借《心靈捕手》(1998)拿了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他們找到了自己的聲音,我沒有。”

好在丹澤爾·華盛頓的力挺讓霍克在幾次試鏡后得到了《訓練日》(2001)的片約。丹澤爾·華盛頓飾演一個經驗豐富的毒品稽查警探,霍克則是他的新屬下。“他喜歡我的戲劇經驗,我想他知道,如果他有一個像樣的搭檔,他就會贏得奧斯卡獎。這靠剪輯師做不到。”丹澤爾·華盛頓果然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影帝,霍克也被提名最佳男配角。這是他職業生涯最美好的時刻之一,但沒過多久,他和演員烏瑪·瑟曼的婚姻宣告完結。

《愛在日落黃昏時》(2004)拯救了離婚低谷中的他。杰西和賽琳一別9年,在書店重逢,客氣的寒暄引出了久遠的情愫,不如意的生活也被抖出水面。電影的很多片段來自他和朱莉·德爾佩的即興創作,他獲得了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的提名。“我把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拿出來,放到了那部電影里,”他在采訪中說,自己和朱莉·德爾佩、林克萊特在一起的那個夏天“重新連接起自己的一部分”。

杰西與霍克只相差兩歲,又在三部電影里一起從青春洋溢走向中年失意,以至于很多人都把杰西指認為霍克本人。他們確實有不少相似之處:都寫過小說,都不耽于物欲,都有股未隨年紀增長而消退的不流于世俗的藝術氣息。霍克的第一部導演作品《切爾西大墻》(2001)拍的就是紐約著名的貧窮藝術青年聚集地切爾西酒店,小說家、舞者、畫家、詩人在紅色和藍色的濾鏡下展示自己年輕而迷惘的生活。

霍克在許多采訪中說過,自己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是沒有拍過很多爛片。“這在二十多年的電影生涯中很難得。”他說。偶爾,他會接《險惡》(2012)《逃脫》(2013)這樣從片名就能感受質量的驚悚類型片,但接著就會交出《莫娣》(2016)《第一歸正會》(2017)這樣的好電影,而即使在不上乘的作品里,他也從未有過尷尬的表演。

《留住心醉一首歌》(2018) 導演

霍克身上保留了上一年代的老派:愛惜羽毛,不在作品之外賺取公眾眼球,在生活里盡量做自己。他說,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對他而言足夠了:支付孩子的大學學費、給慈善機構捐贈、給醫生開賬單,但他不需要更多的鞋、更多的臥室。想到如果有一天西恩·潘或者丹澤爾·華盛頓去走穴,他心里就會塌縮一塊。

名利的誘惑可以靠他個人意志抵擋;但時代的潮水往與他相反的方向涌去,資本完全向有足夠票房保證、沒有個性的電影傾斜。所有人——媒體、影評人、同行——都夸《金剛狼3》是好電影,霍克糾正,這是一部“很好的超級英雄電影”。“整個文化都在神化和頌揚那些能賺大錢的東西。”他說,一些最好的電影完全被市場忽視了。

更糟的是,2018年,奧斯卡主辦方宣布將設立“最受歡迎影片獎”。那年初,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收視率創下歷史新低,學院希望通過創新來吸引更多觀眾。霍克這次表現了不常見的機鋒:“假設你是個精算師,在達拉斯,一周要工作五六十個小時。你有幾個孩子,你得去教堂。你也許一個月才能看一部電影。好吧,我需要有人告訴我什么是好電影。最受歡迎的影片已經拿獎了,這個獎就是票房。奧斯卡沖散了頒獎季的真正目標:為那些被低估的、有藝術創新的電影正名。”

“這太蠢了。”霍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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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戲

四年前,導演保羅·施拉德找上霍克。他要為電影《第一歸正會》(2017)尋找男主角,一位因兒子戰死伊拉克而婚姻破裂又陷入信仰危機的中年牧師托勒。施拉德考慮過杰克·吉倫哈爾和奧斯卡·伊薩克,但見到霍克后,他覺得霍克身上沉淀的歲月感演托勒正合適,“他剛開始顯出魅力。”《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這么形容快到知天命年紀的霍克:他眉頭中間那條深深的折痕“把四條橫貫他額頭的橫線分了開來,這就像一本打開的書,橫線是文字,折痕是裝訂線”。

保羅·施拉德是《出租車司機》(1987)的編劇,霍克剛搬到紐約那陣在馬克思街的80號劇院看了這部道出越戰后一代青年人精神危機的電影。20歲的霍克出了影院,十分沮喪地在街上溜達,覺得他想做的一切都被人完成了,“完美的劇本與攝影、服裝、音樂、精準的表演交集……‘砰’地一聲。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表演、寫作、導演……40歲以后,霍克發現自己也陷入了某種困境。在一些知名媒體上,他的跨界被評價為“利用自己在一個領域的名氣優勢克服了別人的準入門檻”,這種特權使得他有“逍遙自在的性感”和“不入流的誘惑力”。他的第一部導演作品被評論“缺乏導演的直覺,敘事連續性不穩定”。他的第一本小說《最炎熱的國度》(1996)出版后沒得到什么好評,只有媽媽鼓勵他:你雖然不是契訶夫,但這是個開始。

還有他最熱愛的戲劇舞臺。他1992年在百老匯演契訶夫的《海鷗》,《紐約時報》說他演的康斯坦丁“揮舞著手臂”,絲毫沒有表現出“聚焦的、緊張的能量”。《泰晤士報》評論他2000年搖滾版《哈姆雷特》的表演“非常懶惰”,“把一切都拖慢了”。《芝加哥論壇報》說他在2013年的《麥克白》里把麥克白演成了“沒有動力的悲劇英雄”。他一直沒有得到表演或導演獎項的認可。衰老將至,他擔心自己創造力也在消退。他一度無法表演,覺得自己的職業生涯可能要就此結束。

那幾年里,霍克做過一個夢。他在一家劇院的化妝間,連姆·尼森推門進來祝賀他:“你很厲害,伙計,出去吧,給他們點顏色看看。”霍克疑惑著道謝。然后海倫·米倫走進來說:“第一場戲太精彩了。”霍克問:“這是什么戲?”道具師過來說,“別擔心,伊桑,你做得很好。”霍克打斷他:“不,說真的,這是什么戲?”他看到自己身邊有四五件不同的戲服,心跳加速。他想起連姆·尼森差點拿到了《死亡詩社》里老師的角色,又想到連姆·尼森和海倫·米倫下半場的演藝生涯都“出人意料的精彩”,這或許是他們出現在這里的原因。但他還是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尼森又進來說,第二場戲要開始了。這時霍克驚醒。

“我其實并不太知道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我們人生的下一階段是什么?”大師班上,霍克對著臺下的我們回憶。紀錄片《西摩:簡介》(2015)是霍克的中年危機之作。幾年前,他認識了朋友的鋼琴老師西摩·伯恩斯坦。伯恩斯坦17歲時獲得過格里菲斯藝術家獎,1977年,50歲的他就停止公開表演,專心教學、作曲,編纂了數部鋼琴教材。紀錄片里,伯恩斯坦87歲,獨居,行動不利索,睡一張沙發床;但他依然在不懈地激發學生的創作才華。他和霍克談創作、勤奮、天賦、教育,講到動情處,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一旦你嘗過這種狂喜的滋味,你就再也不會將自己賣給劣質之物,再也不會傾心于所謂的成功,你懂得了這才是生活的精髓所在。你得到了試金石,你可以用它來評判任何其他事物。”伯恩斯坦說。

拍片的過程中,霍克已將伯恩斯坦視作精神導師。他意識到,他擔憂的問題并不是他成為藝術家的障礙,而是他成為藝術家、進行藝術創作的原因。正是內心的焦灼促使他不斷地創作。

2017年,霍克披上牧師袍成了托勒。托勒去勸導一位激進的環保主義者,后者向他陳述數十年后氣候變化將會造成的全球災難。“絕望的解藥是勇氣。”托勒對他說。到了下一次勸導時間,環保主義者自殺了,留給托勒的是雪地里的斧頭和脖頸被砍裂的尸體。他打起精神準備教堂250周年慶典,卻發現贊助者是破壞環境的能源公司巨頭。

制圖/Ron

霍克成功地以內斂的表演呈現了沉默的托勒內心轟然崩塌的過程。信仰動搖后,托勒酗酒,便血,像是殉道的雅各布,“在漫漫黑夜與天使拼命抗爭,每個句子、每個回答都是致命的掙扎。”托勒在日記里寫。教堂慶典前,他穿上了環保主義者留下的自殺式炸彈背心。

“看托勒之前,我不知道人的靈魂也會皺眉。”《紐約客》如是評論。憑借《第一歸正會》,霍克拿下了多個影評人協會最佳男主角獎。接著,他又在《赤裸朱麗葉》(2018)里演了個過氣的、大腹便便的搖滾明星塔克。他發色棕灰,穿著皺巴的格子襯衣,住在前妻免費提供的舊車庫里。他的五個孩子分別有三個媽媽,突然有一天得知自己要當外公了,他第一個念頭是:媽的,我不可能那么老。但他算了一下,他真的老了,20年歲月都虛擲在酗酒、嗑藥、看《法律與秩序》上。

在杰西以后,我們又看到了新的霍克:危機里掙扎到脫力的中年人。沒有人會把托勒和塔克當作情人,但他們能引起每一個落魄靈魂的共鳴。霍克覺得,塔克就是《四個畢業生》里他飾演的特洛伊50歲的樣子。在角色中直面人生的灰敗后,中年霍克與X世代做了漫長的告別。

霍克的2020年計劃是將田納西·威廉斯的實驗戲劇《Ten Blocks on the Camino Real》改編成電影《Camino Real》。這部劇1953年在百老匯首演時并未獲得好評,只演了60場,但數十年后慢慢有了名氣。1999年,霍克曾演過主人公基爾羅伊。他想拍出比巴茲·魯赫曼的《紅磨坊》更有靈性的一部作品,基爾羅伊會在里約熱內盧的一個夢幻小鎮里遇見堂·吉訶德、愛絲梅拉達和卡薩諾瓦。光是超現實題材就足夠他興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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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總第634期
出版時間: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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