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丨外貿工人的晚春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陳洋 日期: 2020-05-08

這個五一勞動節,很多外貿工人在就業突圍的路上

本刊記者? 陳洋? 實習記者? 雷寒冰 劉睿睿?? 編輯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頭圖:2月18日 ,廣東東莞,工業區進行了封閉式管理,只留下一個出口,員工進入前先測體溫、檢查證件 圖/人民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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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灼的全球疫情之下,外貿行業首當其沖。

4月10日,商務部部長助理任鴻斌在國新辦穩外貿相關舉措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根據商務部對重點地方、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摸底,當前外貿企業面臨在手訂單被取消、延期,短單多、長單少,海運、空運等國際物流需要進一步暢通等諸多困難,外貿業正處在“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

而4月下旬各省陸續發布的2020年一季度經濟運行情況顯示,2019年同期進出口排名前十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福建、遼寧的一季度貨物貿易出口規模有所下降,其中粵、蘇、浙在內多地同比下降幅度超過10%。

在澎湃新聞刊發的《疫情沖擊下的零工女性,與她們破碎的流動性》一文中,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戰洋談到了“病毒的社會性”,“也就是說,不同的階層、性別和年齡的群體,面對病毒的風險程度和導致的后果都是不同的。疫情影響了各個行業,對于打工者的影響尤甚。”

那么,身處受全球疫情影響最直接的行業,在這個晚春,外貿工人正在經歷什么?他們如何應對沖擊,又如何求得生存?我們將視線對準這些宏觀數據背后的個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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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知上班

快要停水了,你有預感。把水龍頭打開,呼啦啦呼啦啦,水流旺盛,一切如常,不經意間,水柱開始收窄,兩指縮成一指,直到涓涓細流變成滴答滴答,突然無影。對外貿工廠的工人來說,訂單的“消失”過程大抵如此。

2020年初,江西撫州人林霞迎來了在這家廈門制衣廠打工的第六年。制衣廠規模不大,總共也就三四十人。44歲的她在廠里從事包裝工作,把別人做好的成衣裝到塑料袋里。簡易的包裝,她一小時可以包好一百四十多件,復雜點的,這一數據會被除以三。林霞的家就安在工廠附近,每個月兩三百元的租金,一分鐘就能走到工廠。

這家制衣廠的主營業務是為歐洲球賽制作球衣。2月23日復工后,工廠便滿負荷運轉起來,疫情耽誤了不少時間,客戶在節前下的訂單需要盡快完工。但進入4月,隨著歐洲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林霞眼見著訂單一日不如一日,有的是撤銷了,有的是延期了,差不多三四天就一個壞消息。

工廠主管跟大家通了氣,“如果是布料已經裁剪了的,就慢慢做,如果還沒有開動的,單就停掉。”林霞自己也做了下推算,如果疫情不停止,以廠里目前僅剩的訂單量,最多還能撐一到兩個月。“內銷單現在大家都在搶。能搶到一點就做一點,搶不到就只有關門了。” 平日里趕貨,她的工作時間會從早上7點一直持續到晚上八九點,而現在則變成了早八晚六。

制衣廠工人的工資通常是計件制,上班時間縮短意味著工資銳減。

楊興從2月20日前后上班至今,還未領到過工資。55歲的楊興所在的紡織廠開在浙江嘉興,同樣以外貿訂單為主。4月10日起,該廠改成了“上兩天休一天”,兩周后變成了“等通知上班”。

他和妻子2月中旬才從四川廣安的農村老家來到嘉興打工。這份工作來之不易,是他花了兩天時間敲了五十多家工廠的門才找來的。這附近大概有一百來家小廠,多為制襪廠、制衣廠,工人數量大多在幾十人不等。“有的廠不需要男工,有的要男工,也只要年輕的。”楊興找到的這份工作,是在紡織廠裝卸貨物、上下布匹和絲線等,算是體力活。滿勤的狀態下,一個月的工資是3300元。

“上班時間少了,就沒錢了,大家都比較著急。”楊興的妻子劉梅在附近的一家制襪廠工作。“上四天休三天”的狀況已經持續了約一個月。“2月中旬剛復工的時候還是每天上班,過了一段時間貨就出不去了。”劉梅和丈夫同歲。原本在這家廠做了十年,2018年因為在農村的母親生病,她回家照顧,今年再回來已斷了工齡,按照新員工的價格算,從2月復工到現在,拿到手1000元。

“最初是下午6點下班,后來變成了5點,如今則是4點就下班。”雖然不樂意休息,但劉梅也理解,“廠里沒有訂單,老板也要養這么多人,他能怎么辦?”夫妻倆每天吃飯會花去三四十元,加上六七百一月的房租、水電,已入不敷出。女兒在嘉興的寫字樓上班,工作還算穩定,劉梅夫婦得以從女兒那里獲得些資助。“要不然我們也不知道該咋辦,錢也不是地上就能撿來的。”

4月25日下午,廣州大道南路口公交站,等待返鄉大巴的湖北籍打工者 圖/葉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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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們還做這個,肯定會留下我”

一些依靠外貿市場的鞋廠工人也深受訂單流失帶來的沖擊。

在嘉興往南400公里的溫州瑞安,45歲的吳軍也在“等通知開工”。1996年退伍后,吳軍賣過一陣子菜。2000年,在熟人介紹下,吳軍來到瑞安,進當地的制鞋廠做普工。

待滿了20年,吳軍見證了鞋廠、鞋業和城鎮的發展。初來乍到時,瑞安的制鞋廠房還很少,如今大大小小的廠子加起來有上千家。20年里,吳軍輾轉了多個鞋廠,但大都是些五六十人規模的私營小廠。六年前,兒子初中畢業后也來到瑞安,目前在當地的一家膠鞋廠做技術工人,日常工作是打鞋眼。

“等通知開工”并非疫情期間才有的特殊情況。“這里的私營企業基本都是這種模式,跟著訂單走。做完一單就休息,有時候上午通知放假,下午去上班也是有的。”工人們習慣了,如果自己廠里沒活做,就去別的廠子接些臨工。但今年境況截然不同,“自己廠子只有些零零散散的單,其他廠也一樣,臨工也找不到,只能在家里等電話。”

吳軍估算,從2月到4月,他總共上了六十幾個班,是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當地鞋業,一天通常被劃分為三個班,一個班約三個半小時,分別是7:30-11:00、13:30-17:00、18:00-21:30。吳軍所在的生產小組有10名工人,生意好的時候,一個組一天大概能產出3500到4000雙鞋,最近產量降到了往日的一半。

和楊興夫婦一樣,吳軍所在的這家生產休閑女鞋的工廠也是他年后新找到的。因為對行業熟悉,技術也熟練,吳軍在今年2月剛復工時,成功地跟主管談到了4000元每月的保底薪資,成為公司里僅有的10名享受此待遇的技術工之一。

雖是技術工,但這份工作不像聽起來那么輕松。相比流水線上的工人主要做穿鞋帶、墊鞋墊的工作,作為機臺操作工,吳軍需要完成包括開模、機頭、壓模、抽幫在內的一系列“體力活”。在吳軍向《南方人物周刊》展示的一條工作視頻中,他戴著一雙改造過的勞保手套。手套原本是為了防止手指拉線時磨出血泡,但工人們為了干活方便,大都把指套的部分裁掉。

這4000元的“生活費”在一定程度上讓吳軍不像其他工人那般焦慮重重。租住在他家隔壁的一對54歲的湖北恩施籍夫妻就沒那么幸運了。受湖北封城的影響,兩人回到瑞安已是3月26日,那時原本工作的鞋廠已經停工,七日的隔離期結束后,再出來已無崗可尋,臨時工也找不到。

除了降低工時、停工等措施,部分外貿企業為了自保選擇裁員。

對公司下個月即將展開的裁員,46歲的胡楊早有預料。他是中山一家擁有5000名員工的服裝廠的中層技工。該廠隸屬于香港某知名服裝制造集團,七八成的訂單來自美國市場。“疫情還沒開始時,年前的訂單就已經排到了今年8月。后來因為客戶取消或者推遲,5、6月的訂單量已經掉到了平時的五分之一。”

讓他對裁員早有預料的,還有兄弟工廠的遭遇。

不同于他所在的工廠還有部分去年下的訂單,集團旗下兩家位于東莞和中山的針織和內衣廠在3月已啟動了第一輪裁員,裁員比例在百分之二三十,從工人到經理層,范圍甚廣。“上個月,我們公司年后招的大部分工人,也因為‘試用期不過’等原因被裁掉了。”

其實去年集團就有裁員,集團在南京的一家工廠關閉了,搬去了工價更低的柬埔寨,“中國做的是高檔貨,東南亞那邊只能做些簡單貨。以我們洗水這行為例,中國員工一個月是1000美金,柬埔寨那邊是130美金。”

“如果你平時在混,可有可無,就要擔心了。”胡楊所在的洗水開發部有200人,平日里會承擔集團的牛仔梭織樣板和支援海外洗水等工作。他自認技術過硬,“只要他們還做這個,就肯定會留下我。”

“生產線和技能都是裁員會考慮的因素。”華安是浙江臺州一家工廠外貿部的經理,該廠主要生產墊子類產品,同樣瞄準歐美市場。

華安所在的工廠剛剛經歷了一輪裁員,工人被裁掉近一半,僅剩下五六十人。他向《南方人物周刊》解釋公司裁員的策略,“比如說我有50臺機器,現在訂單少了,我只要開30臺就夠了,那我們就會把這30條產線上部分技術不好的工人裁掉,把剩余20條產線上技術好的換過來。”

但華安也承認,目前的情況下,并非所有技術好的工人都能留下。“也有部分技術不錯的員工,老板受訂單所困,實在沒法留,只能給他們提供1000元每月的帶薪休假。如果你不給人家發錢,以后你又要用人了,這些熟練工是肯定不會回來的。”

3月6日,江蘇淮安,江蘇三禾集團縫制車間的工人正在趕制外貿訂單? 圖/人民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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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玩著”

浙江往南八百多公里的東莞,是華南重要的鞋業代工基地,曾有“世界每十雙鞋就有一雙來自東莞”的說法。

今年本應是汪華在東莞工作的第13年。汪華來自河南駐馬店,曾在廣州的一家皮包廠工作數月,因為擔心工作環境對身體有傷害,在朋友的介紹下,他19歲時來到東莞,轉行做鞋。

13年間,他僅僅換了兩家工廠,最后這家他待了七年,直到今年的4月9日下午,主管將工人們召集起來,宣布工廠全體放假八個月,期間停薪留職。他將開會的畫面錄制了一個短視頻上傳到某網絡平臺,并配上了歌手張震岳的《再見》。截至4月29日晚10點半,這段12秒左右的短視頻在該平臺收獲了25.6萬個贊和2.6萬條留言。

雖然主管告訴大家,員工宿舍還會繼續提供給工人住宿,也會保留工齡,日后若返工,工人可以繼續按照以前累計的工齡領取年終獎,但在汪華看來,未來變數難料,八個月的“停薪留職”,基本等同于“解散”。

從3月到4月,形勢的變化讓汪華有些目不暇接。3月12日他正式上班時,廠里還是一片欣欣向榮,海外的訂單一直排到了5月底。可不到兩周,3月底情況急轉直下,隨著國外疫情的加重,訂單陸續被叫停。“上百號人要發工資,老板也拖不起,只能放長假了。”

汪華所在的廠有一百多號人,許多人的工齡在五年以上。多年維護的穩定被突然打破,沒人有時間去舒緩情緒。

“長假”正式到來前一周,車間主管就給工人們通過氣。從那時起,和很多工友一樣,汪華就開始聯系新工作了。

汪華有兩個孩子,大的十歲,小的六歲,妻子原本也在東莞和他一起打工,后來因為身體不好,回到老家照顧孩子。因為鞋廠平時包吃包住,汪華一個月的開銷往往維持在千元以內,五千多元的工資中,4000元會寄回老家,一兩個月寄一次。

“我上有老下有小,不敢玩著。”鞋廠附近幾公里的工廠他都聯系過,無論是鞋廠還是電子廠、五金廠,大家情況都差不多,要么不招工,要么也放著長假。唯一的例外是口罩廠,這也成了很多不愿離開東莞的年輕工友的一個選擇。

不過,口罩廠要求兩班倒(早8點到晚8點、晚8點到早8點交替)。汪華“不喜歡”這種上班模式,斟酌中,親戚給他介紹了一份省外的工作——在福建漳州做消防管道的安(改)裝。

3月19日,福建泉州開發區一家鞋服工廠車間,工人正在生產出口韓國的運動服 圖/人民視覺

因為沒有相應的工作經驗,親戚報來的工資比鞋廠的低了不少。“如果是在鞋業界,憑我的技術,拿這點工資我是不甘心的。”但汪華還是一口答應下來,他知道今年的工作不好找。4月10日,老板把工資結完,次日東莞下了一場暴雨,12日他便動身趕往漳州。

親戚所在的安裝隊有三四十人,汪華是唯一從工廠轉行過來的。回到普工的身份,一切都要從零學起,比如切割、壓縮和安裝鋼管這樣的基本功。相比之前在鞋廠,這份工作的時長稍短,往往在七八個小時,也相對自由,但對體力的消耗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規格100的鋼管,一條6米,八九十斤重,一天要扛幾十條,具體數量跟工地的面積相關。”4月25日,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當天,這樣的鋼管他扛了三四十條。從微信頭像看,汪華本人遠談不上壯碩,甚至有些瘦削。

入職的第二天,他就抬了五十多根不銹鋼鋼管,“有點吃不消,但咬咬牙還是堅持過來了,回去搽點活絡油,慢慢就好了。”最嚴重的一次,他在床上休息了兩天。好在還年輕,十多天后,他的身體慢慢習慣了。

老家的孩子們還沒開學,汪華隔幾天會給家里打一次電話,但一次也沒好意思說干活累。他知道自己沒法“挑來挑去”。

雖然吳軍有保底薪資,但在本廠沒有復工通知的這段時間,他依然在積極地尋找打臨工的機會。

尋找的途徑主要是工友間互通有無。吳軍有十幾個微信群,群里都是熟人,200到500人的群都有。除了盯住微信群,他幾乎每隔兩三天就發一條朋友圈,內容不是感嘆“無聊”,就是“哪里有代班兄弟們呼我”。去年幾乎一發就奏效的朋友圈,現在往往了無回聲。

他不打算停止這種努力。4月26日晚,《南方人物周刊》第三次聯系到他時,他終于找到停工后的第一個臨工,“幫朋友代了個班”,從下午6點到9點20分,他一共經手了一百六十來雙鞋,掙到了120元。

吳軍租住在城中村的一套私人門面房,房高四米,被隔成了兩層,居住面積大概在七十多平。除了吳軍一家四口,還有年后來投奔他的兩個親戚。親戚沒有技術,只能暫且找些理鞋的臨工。工作受困的日子里,吳軍一大家子一天的開銷在100元左右,伙食標準相較年前下降了50元。

幾天前,吳軍在東莞某電子廠打工的妹妹已經返回江西老家。“我們的租金農歷臘月二十剛剛付過,一年一萬五,如果像他們廣東一個月一付,我也會先回段老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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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

崔晶晶對接過的農民工中,一部分在這個晚春選擇了返鄉。作為藍領招聘平臺“快馬找工”的一名人力經紀人,崔晶晶的日常工作是為電子廠招聘藍領工人,平臺的收入主要來自招聘工廠支付的管理費。她對接的電子廠遍布上海、深圳、江蘇、浙江、河南、安徽、四川等地,其中六成左右有外貿業務。其農民工客戶的年齡范圍在16到40歲之間。

4月17日,《南方人物周刊》第一次聯系她時,她向記者介紹,因為工廠訂單減少,綜合收入降低,那時對接的企業已有60%暫停招聘。“目前招聘的企業工價比較低。有40%的工廠只要女生。”那時,她表示“工作還是可以安排的,但每個月的綜合工資在3000元左右,僅為往年同期水平的60%。”

此外,她也能明顯感受到面試要求的提高。“有的企業除了會讓應聘的農民工做自我介紹,還會進行加減乘除考試,并要求背寫26個英文字母。有人因為緊張而出錯,工廠也不會給第二次面試機會。”

十天后再度聯系崔晶晶時,她坦言企業基本上用工飽和,已經沒有多少開放的崗位。“之前通過我們入職的農民工,他們最近也比較心煩,企業現在不加班,一個月工資大概2000塊錢左右,想要換工作,又不敢換。”據崔晶晶介紹,往年企業的招聘期往往會持續40天左右,4到6月,企業的用工缺口會比較大。今年的高峰期直接減半(大約在2月25日到3月15日左右),到了4月初,有企業陸續開始裁員。

嚴峻的就業形勢下,很多復工即遭停工的外貿工人暫時返鄉。然而老家不是“避風港”,在《南方人物周刊》采訪的多位農民工眼中,土地從未被他們視作“失業保險”。

3月27日,廣州鷺江村,經營一家小型制衣廠的王國平夫婦在廠里午休。工廠已有十余名員工到崗,閑置兩個月的機器次日將再次運作 圖/人民視覺

4月26日下午1點多,《南方人物周刊》聯系上劉磊時,48歲的他正獨自在東莞火車站候車。周圍有很多和他一樣拎著行李準備返鄉的農民工。下午3點,一輛K字頭列車會帶他駛離東莞,于凌晨4點左右到達湖南常德老家。

他無心留戀打拼了20年的“第二故鄉”,工作是他此刻最緊迫的心病。五分鐘里,劉磊已經三次詢問《南方人物周刊》是否有好工作可以介紹給他,“我要求不高,5000塊就行。”劉磊和汪華是前同事,之前在鞋廠時,劉磊的工資就在5000左右。但和汪華不同,4月9日之后,劉磊一直沒找到工作。

同樣沒找到工作的還有和劉磊年齡相仿的黃英。黃英是劉磊的湖南老鄉,在同一家鞋廠打工。2010年剛從湖南南下時,曾在中山一家制衣廠工作三年,因為工資低,她在同鄉的介紹下來到東莞寮步轉行制鞋。來莞七年,她從未換過工廠。

4月25日聯系她時,她正在離寮步不遠的厚街找工作。“在寮步找了兩天,又在厚街待了一周,問了各種工廠,都不要人,口罩廠現在也不要了。”她有了回湖南老家的打算,“在外面開銷大,玩不起。”她發了一個傷心的表情。

回家同樣不是一個輕松的選項,“回家也需要錢生活的。”雖然還沒有訂票,黃英已經想好了,種地是“不現實的”,還得找工作。

初步計劃是回長沙找一份超市的工作。她打聽過,老家的工資低,一個月大概在1000元左右,不足她在鞋廠工資(4600元)的四分之一。她的微信頭像是和年邁母親的合影,“回家也沒人能幫忙,還是靠自己。”截至4月29日,黃英依然留在東莞,沒有放棄尋找。

汪華能理解黃英的心情。他也曾想過,如果當時沒有親戚介紹工作,他也會繼續找。“不可能回家。”對汪華來說,“不可能”的背后是“回不去”。

在外出打工13年的汪華眼中,種地的回報太低。“小麥十幾年前就是一塊錢一斤,到現在還是一塊錢一斤。種地一年到頭辛辛苦苦也才掙兩三萬塊。”這些錢也就是他之前在鞋廠四五個月的工資。他老家農村還在種地的只有他父母這一代人,年輕人大都不愿意也不怎么會種地。

劉梅倒是會種,可如今工資大打折扣后,她也沒把回鄉務農作為一個選項。“家里種莊稼是賺不到錢的。”前兩年因為照顧母親回到廣安農村,她一個人管起了家里六個人的地。“兩年大概收獲了5000斤玉米,九毛錢一斤。養了一頭豬和一些雞鴨,主要是自己吃。除草、打藥各種支出,花掉了三四萬,錢沒掙到,全吃老本了。”女兒也會跟她抱怨,鈔票沒掙到,倒把身體搞垮了。

這也讓她覺得,保住目前的工作更為重要。“現在這樣,上班時間少了,很多工友私底下也會抱怨,但沒人敢去找老板反映給點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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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

劉暢是對回老家的生活抱有憧憬的年輕人,但她的憧憬在縣城。

4月27日,34歲的劉暢已經從打工地義烏返回老家江西瀘州快20天。和她一起返鄉的還有丈夫和弟弟。3月10日工廠停工前,她和丈夫、弟弟同在義烏的一家制包廠打工,工廠的訂單全部來自美國客戶。

雖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劉暢很能干。在這家廠工作了十年,除了做打板設計,她還承擔了部分管理工作。停工后,劉暢的弟弟原本打算在義烏繼續找工作,尋了一圈,和一家工廠老板約好了上班時間。上班前一天早上,對方來電,通知說不用來了,工廠也要放假了。

和想留而留不下的弟弟相比,劉暢夫婦在“停工”后就做好了返鄉的打算。夫妻倆處理完廠里的善后工作,在兩個孩子開學前趕回了老家。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一年級,正是花錢的年紀。剛一回來,劉暢就交出了6000元。“我們夫妻都是農村長大的,就希望孩子這代能有所改變。為了孩子上學,我們在瀘縣借了首付買了房。孩子學習刻苦,考上了當地的私立學校,雖然幫我們省了兩萬多的擇校費,但是生活、住宿還有補習的費用都很高。”

要繼續撐起這個家,夫妻倆必須盡快找到工作。決定返回瀘州前,劉暢其實有個初步的規劃——在婆婆租賃的門店賣服裝,兼顧著照看孩子,丈夫回來做騎手。她打聽過,老家騎手的崗位還有空缺。可計劃趕不上變化。兩人收拾好行李趕回后,發現騎手的職位已經招滿。

城中村的墻上招工海報比以前少了

圖/人民視覺

“現在外面回來的人特別多,剩下的職位也不好找。要么要文憑,要么看年齡,只要35歲以內的(劉暢的丈夫今年38歲),能做的只剩下保安。”一來二去,劉暢原本在工廠做老板助理的丈夫已經在家“閑”了快一個月。劉暢和婆婆的服裝賣得也不順利,“實體服裝店受網絡直銷的沖擊太大了,有時候一天連一塊錢都掙不到。”想來想去,劉暢又打算借點錢,開個早餐鋪。

“在外打工不穩定,錢不多,一些私企不給交社保,孩子沒法帶在身邊上學。他們一直都希望我們能回來,再加上父母也都六七十了。所以這次回來,我們就沒打算再出去。”劉暢也會感嘆,在外給別人打了20年工,廣州十年,浙江十年,既沒照顧好孩子,賺到的錢也只夠養家糊口。劉暢想著回來創業,雖然在疫情之中,一切都比原想的困難,但她還是希望未來十年,趁著年輕拼一拼,能為自己干一回。

吳軍沒像劉暢一樣想這么遠,他現在期盼的只是下半年快點到來。雖然收入下降,存款也不多,但吳軍覺得到下半年,情況一定會有好轉,“大家都是這么認為的,不是我一個人這么想。”孩子們大了,靠著4000元的生活費,吳軍的基本生活沒什么問題,他自認心態不錯。無工可做時,他也會去附近的山上挖挖野菜和竹筍。

4月28日,吳軍因為老家的叔叔過世回家吊唁,到江西時已是下午四五點。當晚,他就接到了工廠的電話,通知30日有臨工可做。送完叔叔“最后一程”,29日晚,他便趕回了瑞安。到家已是凌晨1點半,休息幾個小時后,早上7點半,他開始了為期一天的臨工,“有一天做一天。”

30日早上8點多,吳軍給《南方人物周刊》發來了一段15秒的視頻。視頻里,二十幾名工人正埋頭忙碌著,伴隨著機器的轟鳴。沉寂了一周的工廠,在五一勞動節的前一天迎來了短暫的熱鬧時分。

(文中林霞、楊興、劉梅、吳軍、胡楊、華安、汪華、劉磊、黃英、劉暢均為化名。感謝葉香玲為采訪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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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總第634期
出版時間: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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