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丨趙京華 以東亞同時代史角度尋求中日真正和解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鄧郁 日期: 2020-05-08

“抵抗”這個概念,就是竹內好從魯迅那里挖掘出來的。他認為日本的現代化是沒有抵抗的現代化,是一個一切都學習西方的優等生,結果不僅學到了現代文明,同時也復制了西方的帝國主義邏輯。

“抵抗”這個概念,就是竹內好從魯迅那里挖掘出來的。他認為日本的現代化是沒有抵抗的現代化,是一個一切都學習西方的優等生,結果不僅學到了現代文明,同時也復制了西方的帝國主義邏輯。而中國是在不斷抵抗中建立起自身的主體性,而走出一條與西方和日本不同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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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鄧郁? 發自北京??

編輯? 雨僧?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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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7日,作為佐爾格國際諜報小組重要成員,曾以《朝日新聞》特派記者身份滯留上海的尾崎秀實,因為把日本將“南下”而非“北上”攻打蘇聯這樣重大的情報透露給共產國際,被日本法西斯處以絞刑。而他提供的情報在結果上影響到二戰的最終走向。

“他參與過左聯的建立,是對中國革命作出過貢獻的人。但直到2010年前后,尾崎秀實才開始受到中國人關注,還是因為二戰期間最大的國際間諜案,還在一個被大眾娛樂消費的層面。”從事中日文學思想與東亞近代史研究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趙京華說。

直到在日本看到大量材料、聽到日本朋友談及尾崎其人,趙京華才進一步了解到,尾崎秀實是一個遠遠領先于時代的中國觀察家。另一位大半生在中國度過的日本新聞評論人橘樸,同樣具有言說的復雜性。

在趙京華看來,任何一個世紀都沒有像20世紀那樣,因為戰爭和革命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和沖擊,但也因此讓人形成了空前緊密的聯系,成為矛盾抗爭乃至休戚與共的利益攸關方。他的導師木山英雄講過一句話,中國革命對于日本人來說雖然是身外之物,但“毛澤東的革命有深遠的亞洲歷史和現實的淵源”,所以我們可以感同身受,去尋找亞洲“同時代史”的意義。趙京華因此被打動。

2003年從生活了十多年的日本回國后,他不再滿足于既往比較文學研究的方法。“那種A對B的影響比較,往往預設一個不平等的結構關系,忽略了中日乃至東亞區域內彼此糾纏在一起的種種復雜關聯。”受日本學者山室信一“思想連鎖”概念的影響,趙京華建構和發展了自己做中日關系研究的“東亞同時代”視角,希望找回和復原那些失掉的歷史“環節”。在新書《中日間的思想》里,他梳理和解讀了發源于西方而經日本流傳于東亞的“文明等級論”、戰后日本“近代的超克”論、不同語境下的“亞洲主義”、日本的中國研究與魯迅論述等等論題。

“研究明治以來的日本,其實也是思考我們自身。如何避免在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走上弱肉強食的霸權國家道路,不僅是日本,也是我們今天面臨的重要問題。這是趙京華的問題意識,也是他的道義所在。”學者李冬木表示。

2018年,學者孫郁、木山英雄、趙京華在早稻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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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最了解中國的日本人

Q:在《中日間的思想》這本書里,你寫尾崎秀實相當用力。今天我們該如何來看待尾崎秀實中國論的思想遺產?尾崎和橘樸的復雜性在哪兒?

A:尾崎秀實在1930年代看到了疾風暴雨般大變動的中國,特別是“反日”浪潮不斷高漲的背后,有20世紀社會革命的內在根本動力,中國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的欲望亦與此社會革命緊密關聯在一起。也因此,在西安事變爆發之際,他能夠看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然結成。而在中日戰爭進入僵持階段,他曾寄希望于“東亞協同體”,但對“大東亞共榮圈”的帝國主義叫囂不以為然,認為其中包含稱霸區域和民族壓迫的不平等邏輯,無法得到中國和廣大亞洲民族的認同。他在1941年被捕前就直接講,“日本應該抑制露骨的帝國主義要求。”

共產主義者尾崎秀實

在形勢錯綜的戰爭中,依然有如此杰出的中國論,這非常了不起。第二點,是中日戰爭陷入沼澤狀態,如何來解決兩國關系?日本有好多不同的意見。尾崎秀實認為戰爭僵局已然不可能“速戰速決”,必須謀求“根本的解決”。這便需要進行一場亞洲的革命和改造。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了解這位杰出的戰前日本中國問題觀察家尾崎秀實,仿佛成了“失掉的歷史環節”。可是你看魯迅的日記、日本人對魯迅和尾崎等人關系的回憶,會發現當年的魯迅和他們有相當深的關聯。魯迅對尾崎秀實的評價是:這個人的德語很好,人也堅實。

二戰后,曾被指責為“賣國奴”的尾崎秀實,在日本得到重新評價。思想輿論界普遍認為他是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一個反戰的國際主義斗士。可二戰后正好是中日斷交的時期,兩國幾乎就沒有交流,所以中國很少有人知道他,更談不上對其加以學理研究。從中國的位置出發,為回應他一生對中國革命那份深情厚誼,也為他中國論述的遠見卓識,我們理應紀念他,并開掘其中國論述在當下的深遠思想價值。這是我關注尾崎秀實的原因所在。

當然,尾崎秀實是復雜的歷史人物。在中日戰爭的極限狀態下,他作為日本新聞記者乃至戰時近衛內閣的智囊,同時又是隱蔽的共產主義者,其言行的真意究竟如何?他留下的文字撲朔迷離。我們需要撥開重重歷史的迷霧和文本的晦澀曲折,去體會他的真心實意。例如,即使到了戰后,在尾崎秀實是一個國際主義反戰斗士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方面,依然評價不一。而我通過深入閱讀他的所有文字,堅信他首先是一個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者,一個反戰而追求世界革命的斗士。

橘樸也是中國人很少知道的歷史人物。與尾崎秀實一樣,是一個復雜的存在。我是從魯迅著作里了解到他,并開始展開研究的。魯迅曾對日本友人增田涉說,橘樸這個人比我們中國人還了解中國。但“九一八事變”后,他的立場發生了“方向轉變”,從一個在野的民間學者和中國問題觀察家,轉變為投身偽滿洲國建設的理論家。大戰爆發后,他更積極參與“大東亞共榮圈”的討論。但是,橘樸在前期對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實地考察與研究,確實達到了卓越的水平,與尾崎秀實一起被稱為二戰前最了解中國的日本人。他在中國生活了大半生,直接經歷了20世紀上半葉驚濤駭浪般的中國革命及其社會變遷,留下了大量生動的記錄。在我看來,這一樣也是東亞同時代史中“失掉的歷史環節”,我們應該加以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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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村寅太郎提出“近代就是我們自身”

Q:日本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對你影響很大。他對于日本“近代性” (注:在日語里“近代”來自英文的modern,和中文的現代意義接近)問題的批判,有多么獨特和深入?

A:子安宣邦能夠真正把后現代主義特別是福柯的解構主義那套理論吃透,而不露聲色地融合到自己對日本近代的批判中去,的確了不起。他在日本學術界是一個孤獨的存在,因為批判的尖銳而樹敵很多。他的批判有時可能顯得直截了當而被誤解,而實際上很少有日本學者能像他那樣把反思、批判的知識分子立場貫徹到底。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敬重和欣賞他的學問。

2019年,趙京華與子安宣邦等人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合影

比如說,他對于丸山真男這樣的學問大家也可以一直批判到底。雖然丸山是二戰以后日本進步知識分子的代表,但是很顯然他對西方現代性的缺少反思,對市民社會價值的肯定,在今天看來也確實有問題。所以,我一直強調子安宣邦和丸山真男之爭,是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出于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不同思想立場所導致的。子安宣邦堅持對日本的近代歷史和殖民侵略戰爭進行深度的現代性反思層面的批判,這一點在今天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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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說到“近代思維”,必須回溯到1942年7月那場名為“近代的超克(日語,意為超越)”的座談會。“近代的超克”究竟何意,它與此前的日本亞洲主義構成怎樣的關系?對戰后日本的東西方關系認識又有怎樣的影響?

A:這次座談會的背景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的爆發。1942年,一批日本知識精英召開了這個名為“近代的超克”的座談會。他們在會上討論東洋如何克服和超越西洋的近代,這的確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面臨的問題,即如何迎拒西方的現代性問題。然而,這個“超克”的口號同時有著為戰爭意識形態服務的昭然若揭的目的,因此在戰后被稱為“臭名昭著”的理論口號。

而到了1959年,竹內好發表《近代的超克》一文重提“超克”論,是希望從被殖民侵略戰爭嚴重污染了的近代日本民族主義中“火中取栗”,以作為重鑄戰后民族主體的思想資源。在此,竹內好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判斷,即“戰爭二重結構”論。他認為,1931年以來日本對中國推行的戰爭是一種殖民侵略戰爭,而1941年的對英美宣戰則是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戰爭的二重結構源自近代日本對外采取了雙重原理,即面對歐美采取“亞洲原理”而面對亞洲則采取“歐美原理”。這也正是日本最后陷入戰爭深淵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今天可以明確地說,竹內好這個“二重結構”說是錯誤的,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邏輯上。這雖是日本帝國主義制裁英美帝國主義的戰爭,但其殖民侵略性質依然沒有改變。這也是子安宣邦在《何謂“近代的超克”》一書中,尖銳指出和激烈批判的。

日本文學評論家、中國文學和魯迅研究學者竹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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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對于“反近代主義”和昭和意識形態,對“超克”論,有形成破解之道嗎?

A:1942年的座談會上是一片聲討西方近代而要“超克”之的聲浪,只有京都帝國大學的科學哲學教授下村寅太郎提出:“近代就是我們自身。”就是說,那個人們所說的被西洋侵犯,使日本陷入混亂的“近代”,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們自身了,因為接受了這個“近代”才使日本成功實現了“近代國家化”!包括我們今天的制度和思想,乃至衣食住行,我們不都已經在這個“近代”(現代)里面了嘛,怎么把它嚴格地分開?

子安宣邦說那次座談會的發言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就是下村寅太郎。而這個問題,日本戰后知識分子并沒有注意到、處理好,包括竹內好、丸山真男等等。時至今日,東西方二元論依然盛行,這樣才造成好多偏頗。但是,跳出這種近代思維是否可能?如何創造這種可能性?子安宣邦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江戶”,即在“近代”之外貫穿和反思“近代”的思想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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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亞洲原理也好,竹內好后來提出的“作為方法的亞洲”也罷,類似的“東亞/亞洲共同體”概念,一再被提起。你在《記憶的政治學》這篇文章里提出這樣的質疑:“你(們)說的是誰的亞洲?東亞共同體會不會是帝國亡靈的再現?”

A:是的。1990年代中國崛起以后,日本經濟界出現了所謂的“亞洲經濟共同體”這樣一個提法,新一輪的“亞洲論述”也隨后興起。人們開始接觸到后殖民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產生質疑,而重談亞洲。這是很好的一個視角,今天的區域研究也還在發展。但是在子安宣邦看來,尤其是當日本人也來參與亞洲論述之際,如果對歷史沒有反省的話,會重蹈舊轍。

因為亞洲主義是日本人首先提出來的,明治初年日本人要聯合亞洲弱小來共同抵抗西方的沖擊。可是到了后來日本自己變成帝國主義了,則開始用亞洲主義作國家意識形態,最后演變成“大東亞共榮圈”,這就變質了。子安說我是經歷過戰爭的人,不允許這樣蒙混過關的理論招搖過市。他認為民族間的交流,新的亞洲各民族之和平共生的政治生態之建立,要以民族平等為基礎。這是歷史中的日本亞洲主義一個失敗的最大教訓。

所以子安宣邦強調,竹內好后來講的亞洲只是“作為方法的亞洲”,是一個思想抵抗線,而非作為實體的存在。否則,我們將會重復失敗的歷史。這應該是子安宣邦繼承和批判竹內好最深刻的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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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魯迅放在

質疑日本現代性的思想斗爭的中心位置

Q:竹內好對于魯迅的推崇、日本學界與民間對魯迅的熱情,與魯迅本人在有生之年對于日本的保持沉默,形成了一種奇特的落差。不妨先說說,竹內好的魯迅論?

A:是,魯迅對于日本始終保持著一種謎一般的沉默,很少像周作人等那樣談論日本及其文化。這恐怕與日本的留學經歷有關,所謂“寂寞的仙臺”與“孤獨的東京”,都表明魯迅在日生活并不順暢,明治后期的日本民族主義高漲應該是魯迅感到壓力的原因之一。而從1945年到1970年代這30年,竹內好這一代人把魯迅推到了日本戰后思想論壇、社會批評的中心位置:一個日本人曾經想要征服的“落后國家”的作家,在二戰以后反倒成為他們反省自己近代化歷史的思想道標之一,這確實是個奇跡。

我一直在強調,日本的魯迅研究水準之高,不在于提出多少重大的理論闡釋架構,而在于他們強有力地把魯迅放到了質疑日本現代性的思想斗爭的中心位置上,這樣就把魯迅激活了。在此,魯迅成了內在于日本戰后思想的一個“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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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日本人對于魯迅的熱情,其根源是?

A:因為1945年日本戰敗,而1949年曾經被他們蔑視的半殖民地中國卻取得了革命勝利,這個現實的反差太大。所以二戰以后,就有一批傾慕中國革命的日本學者,在不斷挖掘中國現代歷史上的思想資源,包括孫中山、魯迅、毛澤東,他們都很深入地研究,提出很多有價值的議題。

比如剛才講的“抵抗”這個概念,就是竹內好從魯迅那里挖掘出來的。他認為日本的現代化是沒有抵抗的現代化,是一個一切都學習西方的優等生,結果不僅學到了現代文明,同時也復制了西方的帝國主義邏輯。而中國是在不斷抵抗中建立起自身的主體性,而走出一條與西方和日本不同的現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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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但竹內好等人的魯迅及中國革命闡釋,是否有一種“一廂情愿”、過度理想化的想象存在?魯迅的精神,與當下比較重要的聯系在哪些方面?

A:當然有。就是說,戰后那一代日本知識分子在中日兩國沒有國家關系而無法實現學術交流的情況下,從自身的問題意識出發對魯迅的觀察,其過重地尋找日本出路的主體意識投入,不免會產生妨礙科學研究客觀化的偏頗。不過,我要強調這種理想化是可以理解的。歐洲左翼在二戰后對毛澤東游擊戰和根據地的理論乃至對中國革命的理想化,一樣也有想象的成分。

我曾經提出魯迅研究的“再政治化”。不是說像過去那樣把魯迅作為政治工具,做庸俗社會學的解釋。關鍵是我們能否深刻地洞見當下世界所面臨的根本問題與魯迅思想內在的歷史性關聯。今天,要重新認識和理解魯迅身上源自革命和現代性悖論的矛盾緊張,以及他面對時代課題所做出的判斷與承擔,有必要將魯迅再“政治化”,即站在今天我們對于20世紀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的全新認識基礎上,再次將魯迅的思想和文學放到他所屬的那個時代的語境中,重新發現他與那段歷史的血肉聯系,從中尋找魯迅對當今的啟示。

說到魯迅思想和當下的聯系,比如,魯迅在留學日本時期就提出的“立人”思想,即先有自由獨立的個體,擺脫了愚昧順從,然后才有獨立個人聯合而成的健全合理的國家之形成。魯迅那種反抗強暴同情弱小而不屈服的精神,今天依然是我們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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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一直在研究周作人,除了觀察過他的民族國家意識及思想文學等等,他對你還有怎樣的啟發?

A:我關注周作人的確由來已久,我的東亞同時代史視角的形成,實際上也受到周作人的啟發。周作人和魯迅不同,魯迅對日本始終保持沉默,但周作人是不斷地講日本的。講中日文化關系,別人講同中求異,他卻講異中求同,就是要研究中日兩個民族在文化上的共通性。

周作人在1936年的《懷東京》里寫到,自己妄談日本文化“并非知彼知己求制勝,只是有感于陽明之言,‘吾與爾猶彼也’……”。就是說,兵家所言的“知彼知己”不是自己的目的,王陽明那種對斃命路旁的陌生人能感到同為人類而悲憫之的態度,才是周作人對待日本和中日文化關系的關鍵。這和我講的“東亞同時代史”雖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確實受到了啟發。我們能不能把中日兩國的思想文化問題放在一個現代歷史的進程中來,不僅關注兩國近代化過程的矛盾抗爭甚至仇恨戰爭等歷史斷裂,也要看到更復雜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聯呢?比如,尾崎秀實、橘樸等就是很好的例子。這樣,好多歷史的面向就會重新展現出來。

就像我在今年初的一個沙龍上講過的那樣,我心里邊是有兩個故鄉的。套用周作人的話來說,中國是我的第一故鄉,日本可以說是第二故鄉了。我認識和了解很多普通善良的日本人,他們表面上不說,心里對那場戰爭是有懺悔和反省在的。我希望能夠做一點事,真正達到兩個民族的歷史和解。這是我研究中日思想文學關系而強調東亞同時代史視角的學術動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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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間應該沒有根本沖突

Q:在《中日思想之間》這本書的最后,你提到了2011年的日本東部大地震和“災難共同體”的形成,并提出文化國家的走向問題。

A:是的。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海嘯造成家園的毀滅,房屋坍塌那么嚴重,但日本民眾秩序井然而沒有混亂的發生,傳統的共同體社會、兄弟般友愛互助的精神得到再次迸發,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從中想到二戰后日本的國家走向。二戰以后日本人在和平憲法約束下,漸漸產生了文化國家的理念,即不是以武力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是以經濟文化的交流來實現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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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但我們經常會看到日本右翼勢力的抬頭,“文化國家”理念是否在日本形成過國家戰略?

A:實際上在1970年代,主要是大平正芳內閣的時候,他們意識到了“文化時代”的到來,并提出在文化上推進日本的國際化等方針政策。而早在戰后初期,眾多日本文化人也曾經提出過“文化國家”的理念。

但上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開始滑坡,歷屆政府不斷重新炒作民族主義,而出現右傾保守化傾向,到小泉純一郎時代達到頂峰。這造成了日本和中國、韓國等東亞各國的關系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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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人說經過新冠疫情,可能會迎來中日關系的一次回暖或者高潮。你怎么看?

A:大家是看到了前一陣子日本民間對華的真誠援助,尤其感動于那“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等的表示吧。確實,幾句千年前的古詩文一下子打動了中國和日本的民心,說明我們的友好是有悠久的歷史根基的。

從長遠的觀點看,我還是看好中日關系。兩國之間應該沒有根本的沖突,真正沖突的是中美之間。在戰后70年里,日本雖然未能成為政治大國,但是日本人享受到了經濟繁榮和日美同盟的利好,過著比較富裕自由的生活。近幾年來,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相當于日本的兩倍。從國家實力上講,將來日本和中國不構成對抗。

當然,日本曾經的對于亞洲殖民侵略的歷史,始終是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難以逾越的。所謂的國恨家仇,我們既不能遺忘,也不應刻意抹消。我們學者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學理和道義上對日本曾經的帝國主義戰爭批判不放松。我推崇子安宣邦的也正在于此。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找到真正的歷史和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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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趙京華所著《中日間的思想》《周氏兄弟與日本》《日本后現代與知識左翼》《轉向記》等。實習記者劉睿睿、王佳薇等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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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總第634期
出版時間: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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