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丨強朝暉 譯者當如鐘表匠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孫凌宇 日期: 2020-05-08

早期她會一遍遍打磨,打磨的過程就是從譯者走向讀者的過程。現在,一稿時她就會產生讀者意識自我監督——“這句話好不好懂啊,是不是人話啊。我比較注重讀者體驗,一定要讓讀者看明白”

本刊記者? 孫凌宇? 實習記者? 杜莉華?? 編輯? 雨僧?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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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遇到好書是一種緣分,對譯者而言,更是。過去十幾年,德文譯者強朝暉對這種緣分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最早是2006年,她那時還在國內為德國的《時代周報》打工,隔壁《商報》的駐中國首席代表、同時也是記者的弗朗克·澤林與她相識多年,關系要好,一次送了本他寫的關于中國的新書。強朝暉接過時開玩笑說:“你要是想翻譯成中文就找我呀!”

過了半年,弗朗克真的找過來,特地請她到一家特別高大上的西餐館吃飯。他拿出和上海三聯書店簽的合同,說我這書真的要翻譯成中文了,你要不要翻呢?這時,強朝暉嘴里嚼著牛排,礙于自己一時客套的承諾,只好接了下來。她用了一年時間翻譯完這本《中國密碼》,但出版過程十分不順。先前的出版社最終取消出版計劃,她不愿就此作罷,各處找人,直到輾轉找到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才得以出版。

“牛排宴”之前,強朝暉從沒想過會去翻譯書。強朝暉初中便開始在北京外語學校學德文,先生是職業外交官,作為家屬,她經常要隨之駐外,一去就是三四年,然后回國呆三四年。在國外的時候,由于她學德文出身,經過了外交部的考核,也有外交官的身份,在德國、奧地利、瑞士的使館或領事館工作,回到國內就為德國的媒體工作。

2009年開始,她覺得外交并不是特別適合自己的事業,更多還是為了先生,于是開始把翻譯當作兼職。那段時間,只要有出版社找,她什么樣的書都不挑,經濟、哲學、生活、小說甚至連童書都翻。

經多年積累,到了2020年2月出版的由她翻譯的《書情書》時,緣分更是積壓式地傾倒而來。首先,書的封面配圖與她家中書房陳設幾乎一樣;開篇,作者悼念在近代生活中曾發揮重要作用卻很快被淘汰的馬匹,進而感嘆紙質書是否會有同樣的命運,而強朝暉屬馬,社交平臺上的頭像一直都是馬;最神的,書中的插圖是各式各樣的讀書人場景,其中一張摔斷腿打著石膏還繼續躺著看書的,跟此前她因滑雪摔傷腿、手捧讀物的照片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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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做兩本書,

“完全是兩股勁,而且還不同方向”

《書情書》的責編之一、世紀文景的沈宇在一次新年酒會上遇到強朝暉,當時她翻譯的《世界的演變》剛剛出版,引來了許多關注與贊譽。同時手邊在翻的,是同一位德國歷史學家寫的《中國與世界社會》。沈宇問她:“強老師,你是不是只翻譯學術書啊?”她回答:“如果有合適的機會,我也不拒絕嘗試。”這一次,又是出于禮貌。強朝暉后來回憶說,“實話說,我也翻得挺慢的,這方面的都夠我翻的了。”

聽者有意,沈宇記住了這個“不是特別負責任的約定”,一年后去找強朝暉,第一句話就是,“強老師,我終于找了一個機會,讓你來試一試翻非學術類的了。”接著循循善誘:“我知道你手里面有大部頭的學術書,但是我覺得這本書適合作調劑。你先看一看,我覺得適合你。”強朝暉翻開第一篇文章便愛上了,“就覺得它是為我量身定做的。”

為了不影響原有的工作,這本不到150頁的小書,沈宇給了她一年的時間。雖然時間寬裕,但同時做兩本書,還是“蠻痛苦”。一邊是“百米沖刺”,另一邊是嚴肅的學術“馬拉松”,“完全是兩股勁,而且還不同方向。”《書情書》一共40篇,她幾乎每隔一個星期才能翻一篇,“每一篇的文字都是一千多字,短的可能還不到一千字。我要是翻得特別順的話,可能兩個小時,長的可能也就半天,但它是特別消耗人的,腦子就像是發動機轉速過高的那種感覺,起碼5000轉以上。”

翻譯《書情書》的時候,除了“腦袋要燃燒起來”的感覺,強朝暉還深刻感受到“這么好的書,不要把它翻壞了,我就特別的小心謹慎,顫顫巍巍生怕把它翻壞了。另外一個感覺就是:幸虧這書落到我這樣一個書癡手里面了,要是落到別人手里翻壞了,怎么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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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爾根·奧斯特哈默專屬中文譯者

七歲前她隨母親住在河北邢臺,市中心有一條東大街,幾乎所有的商品都在這條街上,包括一間新華書店。每到周末,母親都會帶強朝暉去街上采購物資,她不要玩具,也不愛說話,就喜歡一個人悶在書店里看書。很多年后,母親回憶,每次中午去逛街都會和她去吃水煎包,那邊的水煎包很好吃,但她對此毫無印象,只記得書店有幾個臺階,和每本書擺放的位置。

長大后,除了每天健身,她花最多時間的愛好依然是讀書。最愛卡夫卡,大學畢業論文也關于他。看《城堡》中譯本時,用了一天的時間,飯也顧不上吃。后來看北大德語系教授張玉書翻譯的茨威格,也特別地迷戀。以至于她下決心做翻譯后,還想過翻文學書,但對照著看完德語原文和張教授的譯本后,徹底灰心喪氣,“他那個高度實在是太高了,是你完全達不到的。”

不輕易翻文學書還有一個原因,她自認從小到大學得好的都是理工科,母親是數學老師,她也更擅長數學型思維,而不是文學書的發散性思維。“這也是我為什么要做學術翻譯的一個原因,翻譯學術的書,能用到我的邏輯思維。”

與歷史類學術著作結緣是在2013年。此前,甲骨文叢書創始人之一段其剛在北京國際書展上接觸到德國歌德學院翻譯資助項目,《世界的演變》作為資助的推薦書目之一,一眼就被他看中。他做過五年歷史老師,研究生讀的是國際政治,在甲骨文期間出版過許多歷史學術書籍,個人尤其偏愛宏觀通識類,看到那本1600多頁的大部頭,他斷定“肯定錯不了”。

之前他與強朝暉合作過一次,留下的印象一是“翻得好快”,只用了半年;另外就是“德語水平非常高,語言好流暢”——她在報社工作多年,語言簡潔,呈現出報紙化的語言風格。基于第一次的愉快合作,這一次他也放心地把這本巨著交給了她。

這一翻,就翻了三年。如今回想起來,強朝暉依然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挑戰”。作者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作為一個全球史學家,非常博學,視野很廣,《世界的演變》列出來的參考文獻書目就有三千多種,因此翻譯時要做的研究工作就“特別特別的大,要查的東西太多了”。

棘手的是他的文字不太容易懂。“他喜歡用比較復雜的長句、從句,這也是德國學者經常被人詬病的一個問題,我的德國朋友們也都說他的文字不容易讀,比較晦澀。他自己在某一次的一個中文版序里面還特意道過歉,說翻譯他的書實在是太困難了,因為他參與過英文版的校對工作,發現要理解他的德文還是很困難的,所以得向譯者道歉。”

吸引強朝暉堅持下去的,除了可以享受查資料、研究琢磨問題的時刻,“人會變得非常安靜,會忘了其他所有的煩惱和喧囂”,更因為這位典型的德國教授非常嚴謹,和她的思考方式非常契合。她曾跟段其剛分享:常常翻完一句,心里暗暗覺得下一句應該這么說,一看原文果然是。

與朋友2016年合譯完《世界的演變》后,她就辭掉工作,決意專職做翻譯。之前她一直把翻譯視作一種愛好,經歷了這本大部頭后,開始覺得自己有了一種使命感,“就覺得學了那么多年的外語,而在學術這一塊真正愿意做的人、有能力做的人又太少了。”

此后,她幾乎成了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專屬譯者,雖然“太難了”,但當編輯把40萬字的《中國與世界社會》遞過來時,她還是很痛快地接下了。“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時間,非常非常辛苦,但最后我自己還是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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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在書上放譯者簡介

社科文獻出版社每年大概推出2000種新書,會在其中評出十大好書,強朝暉的譯本曾三度當選,這在段其剛看來,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強朝暉并沒有因此而沾沾自喜,她從不同意在書上放譯者簡介,從不給讀者簽名哪怕是好友相求,如果不是礙于國內的出版規則,她甚至希望把自己的名字從書脊上拿掉。

她認為自己不過是編輯、出版、印刷等加工環節中的一部分,最多是比重占得較大的一部分,但并沒有改變加工的本質。她十分認可本雅明所說的,譯者應當是透明的,“我希望大家看到一本書,會說書寫得真好啊,或者真爛啊,忘記譯者的存在。極端點說,如果一本書讀者覺得翻譯太精彩,或者太爛,全是譯者的失職。”

探討譯者的身份認知時,她對自己的定位是鐘表匠。“我的工作就是把這個表的后蓋打開,擺弄里面的齒輪,看每個齒輪之間咬合的關系,思考怎么能帶動整個機械裝置走起來。換到文字上,就是字與詞之間的關系,德文的長句子特別有邏輯,像無數個咬合著的小螺絲釘,翻譯的時候,就關注每個螺絲和螺口是不是擰對了,關注這些細微的東西,相當于工匠。”

早期她會一遍遍打磨,打磨的過程就是從譯者走向讀者的過程。現在,一稿時她就會產生讀者意識自我監督——“這句話好不好懂啊,是不是人話啊。我比較注重讀者體驗,一定要讓讀者看明白。”為此她常常較勁,有時甚至到了一種病態的逞強。翻譯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中國革命》時,書里講的是從五卅運動到共產黨怎么獲得勝利的過程,她擔心這段歷史很多人都特別清楚,因此很可能被挑錯。而且除了德譯中,還涉及中譯中,得還原那個時代的官職和一些名詞概念,“你要滲透在每個句子里面,把中文再翻譯成更恰當的中文,這個就非常困難。”

段其剛也覺得她“挺強迫癥的”。她從不拖稿,但時常會在交稿時表露出一種不自信,自我要求太高,總覺得是不是翻得不夠好。這時,段其剛就會一次次地安慰她,“沒事兒,可以了,我很放心的,讀者一定看得懂的。”

強朝暉的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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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朝暉看來,文學翻譯和學術翻譯是兩個行當,對翻譯的要求很不一樣。“文學書要是字字精準卻沒有文學味,是一錢不值的,沒有意義。相比之下,文學翻譯的自由度更大。”《書情書》里有一章叫《美麗的書》,在結尾的地方說到書的包裝問題,就像人的衣柜里的那些衣服一樣,再丑再破,你出門的時候總不能光著。她當時用的原話是,無論如何,光屁股上街,不是個好選擇。

有朋友讀后建議,“你這個‘光屁股上街’是不是不雅呀?你該說赤身裸體。”強朝暉不以為然,她不喜歡四個字的成語式的東西,就覺得“光屁股上街”很有畫面感,“好痛快呀!”

而學術不一樣,學術要盡可能精準、貼近原文。她認為,“學術這塊做到信達是非常難的,前提是對原文看得非常非常明白,得把所有理論吃透。”德文里宗教和地區就差一個字母,如果翻譯不準確、讀者看不懂,強朝暉同樣會“直接把這本書扔了”,“沒有意義。”

疫情期間,她待在歐洲小國斯洛文尼亞,緊鄰意大利和德國、奧地利,都是疫情嚴重的地方。不能出門,最直接的影響是沒法去健身房或者泳池鍛煉,更多的還是對心理層面的影響,“你會感覺比較壓抑,就是整個空氣里你躲不開的這種壓抑”。

如今,她已經在刻意屏蔽這方面的信息了,除了追蹤大的趨勢,也不會看太多疫情方面的新聞。每天依然在做翻譯,從2006年到現在,她基本都處于一本書還沒有翻完下一本書就已經簽合約的狀態。1月份從北京回去到現在,已經翻了約八萬字。

她工作時非常有規律,一般上午、下午各干一點,一天不超過四小時。“其實我干專職以后,每天翻的量并不比以前多。這個還是和精力有關的,現在沒有那么好的精力了,也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但是翻譯必須是有規律性的,不是說我高興就翻譯很多,不高興就扔在那兒。一點點地往前走,有自己的速度,像跑馬拉松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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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16期 總第634期
出版時間:2020年06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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